碧落碑拓本

全称《李训等为亡父母造大道尊像》，位于山西绛州（今新绛县）龙兴寺（古称碧落观）。对于碑名的由来，有说是取于碑文中的“栖真碧落”一词，有的说是因为碑在碧落观中。碑高2．26米，宽1．03米，厚0．21米，系唐高宗李治总章三年（公元年），高祖李渊第十一子韩王元嘉的儿子李训、李谊、李譔、李谌为其亡母房氏祈福而立。文为篆体，共21行，每行32字，除去空阙，实有个字。

碧落碑是唐代篆书书法中的一件精美而又风格独特的作品。笔画细挺，线条圆润，字狭长，有的笔画、部首仍然保留了大篆字体的象形特征，让人想到日月、云霜、虫鱼等自然界的事物，古朴而有意趣。结体大多上紧下松，左右对称、平稳，整篇碑文在布局上整齐严格，又具有丰茂古雅的特征。

据史志记载，李譔当年在绛州为母祈福造像的同时，先在泽州碧落寺刻弥勒像、摩崖篆碑。泽州碧落碑毁坏过早，年，晋城市古文化研究中心拓回绛州龙兴寺碧落碑拓片，并于碧落寺重新翻刻一方，为“重刊碧落碑”，并修建碑亭。

▲泽州碧落寺碧落碑亭匾额

山西有两块唐碑，

在书法界、金石界颇负盛名。

一块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文并书写，

曰晋祠铭碑；

另一块以文字奇诡、篆书古雅闻名于世，

曰碧落碑，

原碑如今被保存在新绛县博物馆。

千年来，

两碑虽都因其碑文被历代书法爱好者们推崇，

但千年之后却命运迥异。

晋祠铭碑的名声远在碧落碑之上，

究其原因，

或可追溯到，

碧落碑失落在时间长河里的“出生的秘密”，

那些被岁月的荒草埋没了的往事

让碑文的历史及文化价值，

如明月云遮，

珠玉蒙尘。

幸好，

今年75岁的山西 学者、作家寓真先生，

在去年10月末的某一天，

欣赏珍藏的一片碧落碑拓片时，

有了意外发现，

并以追根究底的学者精神、

深厚的文言文功底和对故乡文化的热爱之心

孜孜以求之。

他耗时4个月，

精研拓片、搜求资料、斟酌综理，

写出万余字的研究文章，

厘清了三晋名碑碧落碑的来历和变迁，

拨开了笼罩碧落碑千年的迷云。

同时，

该文也为有心者提供了

一个长篇小说或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底本

——因为其中有人物、有历史，

还有曲折奇特的情节。

作家韩石山先生认为：

“寓真先生有关碧落碑的研究成果，

对山西地方历史文化来说，

是一个重大贡献；

对山西文史工作者来说，

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3月7日，

记者在太原采访了寓真先生。

1

来历和变迁系千年谜题

新绛县博物馆收藏的碧落碑立自唐代，传世千年，爱慕者众，研究者也不少，但大多偏重品鉴、研究其书法，以致至今，世人只知该碑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李元嘉的4个儿子为逝去的母亲房妃祈福所立，却没人能说清该碑究竟立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以碧落命名、立碑的动机又是什么。

宋代欧阳修著《集石录》，此书是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其中有关于碧落碑的记载：“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宫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传为碧落碑。”“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乃高宗总章三年，岁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训、谊、譔、谌，为妣妃造石像。”

欧阳修之后，赵明诚与李清照撰考古名著《金石录》，除绛州碧落碑外，并载有“司马山弥勒石像碑”，曰“永淳二年，篆书，旧在泽州府”，仅寥寥十数字。后人考其所记弥勒石像碑，即是泽州的碧落碑。金明昌五年（公元年），泽州刺史许安仁撰有《碧落寺磨崖碑记》，写道：“唐高宗永淳二年，太尉韩王诸子训、谊、譔、谌，为妣妃祈福，因石壁刻弥勒像，磨崖碑其事于侧。”

光绪版的《山西通志》记载称绛州碧落碑刻在总章、咸亨间。

郭宗昌、王世贞、顾炎武、钱大昕和李慈铭等大家也曾为绛碑留有笔墨，却都出自评价其书法的角度。

寓真先生平日闲暇对收藏、书法、历史均颇痴迷，兼是山西人，又曾于年在省城南宫古玩市场购得一幅清代碧落碑拓片，所以多年来也曾就历代学者对碧落碑的研究进行过一些梳理。

他说，古人囿于信息缺乏、今人或无探轶兴味才使碧落碑来历之谜千年未解。他认为：“历代金石家受历史条件局限大都是单独研究绛碑，很多人不知道泽碑的存在，而知道的又没有将泽碑和绛碑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细致研究，以至于将碑文上的时间‘有唐五十三祀’误认为是立碑时间，碧落碑的命名、变迁等也都没说清。”

▲后人临碧落碑（局部）

2

发现碧落碑的时间谬误

去年10月末的一天，寓真先生再次赏读拓片上的文字，在看到 句“有唐五十三祀”时突然起了个念头：如果这个时间真如前人所说是立碑时间，那么李元嘉父子当时应该也在绛州。思及此处，他立刻找出家中藏书《新唐书》《旧唐书》，仔细查找跟李家有关的一切文章和片言只语的记载。

他欣喜地发现，李元嘉确实曾经在泽州、绛州两处任职，且在绛州任职时间不是“有唐五十三年（公元年）”。

史书记载，李元嘉十五岁授潞州刺史，贞观十年（公元年）封韩王，升潞州都督。《唐书》云：“高宗末，元嘉转泽州（今山西晋城泽州）刺史。”而据许安仁《碧落寺磨崖碑记》可知，元嘉父子在泽州造像刻碑，正是在“高宗末”，即永淳二年（公元年）。这年12月高宗甍，中宗在位仅3个月就被罢黜，武则天开始临朝摄政。元嘉是中宗的长辈，在李氏诸王中资望 ，武则天进授元嘉为太尉，想安抚他，但两年之后又将他调往绛州（今山西运城新绛）。显然由于元嘉在潞、泽一带时间过长，武则天放心不下，调换地方，以便控制。

元嘉这时也看清了武则天的居心，表面上尊崇宗室，实际将要诛杀诸王中不附己者。因此，元嘉与其子李譔等预谋纠合宗室起兵，他以中宗名义下诏说：“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

垂拱四年（公元年）秋，越王李贞与子李沖率先发兵，其他各王仓促间兵未能到，结果失败。元嘉回京师被逼 ，其子李譔、李谌同时被处死。后来到了唐中宗李显复位的神龙初年（公元年），才为他们恢复名誉。《新唐书》中还有记载：咸亨元年即是唐朝开国第五十三年，房妃辞世。

史书确凿的记载和古今学者对碧落碑研究的资料让寓真先生对碧落碑的刻碑时间有了清晰的脉络：泽州碑明确记载为永淳二年刻，绛州碑若是刻于有唐五十三年（咸亨元年），便早于泽碑13年，而元嘉的任职是先泽后绛，显然矛盾。结论只能是“有唐五十三年”是房妃逝世的时间，其后13年，泽州碧落碑立，再后两年，绛州碧落碑立。

▲位于泽州碧落寺的重刊碧落碑亭

▲晋城泽州碧落寺

3

探寻碧落碑背后的故事

以时间谬误为引子，沿着史书的记载寻觅，寓真先生先后弄清了碧落碑的命名、变迁，探寻出一段盛唐政治斗争的故事。

寓真先生用精当而优美的语言为记者概括出碧落两碑的命名和变迁：泽州刻弥勒像，摩崖篆文，所在原属司马山，后名碧落山；绛州刻天尊像，像背篆文，所在先为碧落观，后改龙兴寺。泽碑先刻，知名在后；绛碑后刻，闻世在先。若是从后溯前，碧落山因碧落寺而名，碧落寺因碧落碑而名，泽州碧落碑因绛碑之名而名，绛州碧落碑因旧有碧落观而名。正是名碑两刻，泽绛同辉。

至于李元嘉父子两度立碑有何深意，寓真先生认为，房妃随同李元嘉居潞州多年，病逝于潞州，但元嘉父子并没有在潞州为之立碑，为何等到十多年后，才在泽、绛两地祈福？

通常人死葬毕，墓前并不一定当即竖碑，相隔多年之后才为死者立碑建祠，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碧落碑非是墓碑，而是供奉神像的祀福碑，立碑的时间与地址并无一定。就元嘉父子的皇室地位而言，凡事须合皇家礼仪，亦必关乎政局。房妃去世那些年，因唐高宗长期患病，武则天垂帘听政，元嘉父子不能不时刻牵念朝政。泽州造弥勒像、刻摩崖碑之时，高宗已命在旦夕，到绛州造立天尊像碑更是在他们策划反武则天起事之时。纪念前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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